瞿秋白(1899-1935)

1922年12月21日，受陳獨秀邀請，離開莫斯科啟程回國工作。1923年1月13日到北京。

1923年2月，部分翻譯《論列寧主義基礎》，翻譯斯大林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列寧主義概述》部分，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號發表。在此之前，瞿秋白還撰寫了介紹列寧、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面的文章。

1923年夏，于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到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8月撰寫發表了《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為上大的發展制定規劃，設想把上大辦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并著手制定學校章程、整頓師資隊伍、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建立共產黨基層組織等項工作。同時，兼管中共宣傳工作，擔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編，同時主編中央的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

1923年底，參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政策。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

《前鋒》創刊號

《前鋒》創刊號

會上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奔波上海與廣州之間，負責處理兩黨合作問題。

1924年7月，根據孫中山建議，國民黨中央設立政治委員會，孫中山任主席，瞿秋白當選為五人委員。這一時期，瞿秋白同時還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指導工作。同時還擔任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工作。 [10] 

1925年1月起，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同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劉少奇等領導了愛國反帝運動。6月4日，主編出版了共產黨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報道上海和全國人民反帝斗爭的消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寫《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書。 [10] 

1927年2月7日，自編《瞿秋白論文集》。2月22日，上海工人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后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3月從上海到漢口，負責第五次代表大會事宜。4月11日，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序。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召開，第一天陳獨秀做中央報告，第二天瞿秋白便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批評陳獨秀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產國際指令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被

瞿秋白與楊之華

瞿秋白與楊之華

停職，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和鮑羅廷秘密前往廬山，一是商討中共中央的領導改組問題，一是計劃武裝暴動。下旬回到武漢，參加7月25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同意南昌舉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義。8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會議（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缺席）免職，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

1928年3、4月間的臨時常委會上作自我批評，在實踐中基本結束了全國范圍內的左傾盲動錯誤。 [10] 

1928年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中共六大。之后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兩年，實際在國內直接領導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發。1927年夏，米夫、王明捏造“江浙同學會”事件。1929年夏，王明等人利用聯共反右清黨運動，掀起中山大學風潮，舉行“十天會議”形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王明的帶領下喧囂、起哄、謾罵，攻擊中共代表團，將右傾和左傾的帽子扣到瞿秋白頭上，導致瞿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蹤”。 [8] 

1930年春在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支持下，被撤銷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攜妻子回國，8月26日到上海。9月底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

《向導》周報

《向導》周報

立三冒險主義路線。由于“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縱下，在上海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至此米夫達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發叛變后，代理總書記。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后，由博古（秦邦憲）接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瞿秋白留在上海養病（肺結核），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來往結下深厚友誼，領導左翼運動。1934年奉命離開上海。

1934年2月5日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紅軍決定長征后，要求隨軍長征，但還是被留在即將淪陷的瑞金。 [11]